不完全是我写的，和另一位同学合作的Pre。主要是历史比较有意思。最后的结尾不是我写的。
上海医学院西迁
历史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如果要对一段时期的历史有一个深入的理解，往往需要一个线索作为切入点。那么今天我们小组选择了一个与大家的生活很近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在1937年和1955年两次西迁作为线索，来走进中国近现代史中两个时期的历史——1937年抗战初期和1955年建国初期的历史。
在接下来的展示中，我们将分别介绍西迁当时所面临的历史背景、医学院所面临的选择和西迁精神、西迁的过程和西迁造成的影响。
西迁精神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组织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习近平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历史上共有过两次西迁，是上医人教育救国、教育报国和教育强国的光辉篇章，是上医“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精神的生动实践。
第一次西迁——抗战存薪
历史背景：烽火弦歌，沪渝情缘
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事件为开端，在1937年正式演变为全面抗战。全面抗战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7月到1938年10月的战略防御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战略相持阶段，和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战略反攻阶段。
上海第一医学院在1937年8月西迁时正值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日本军队从海上入侵上海，打响了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八一三事变。
八一三事变
1937年8月9日，日本帝国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斋藤要藏驾车直冲军用的中国上海虹桥机场寻衅，被中国机场保安士兵击毙，是为“虹桥机场事件”[1]。
Copy of 资料日本遂以此为借口，8月1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要求，中国方面的事件责任者谢罪并判刑，协定地区内的保安队员人数、装备及驻军地点，撤除上海的所有防御工事，设立监视以上实行的日支兵团委员会。日本的苛刻要求遭到国民政府拒绝，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决定：不可能接受如此条件，准备战斗。
8月13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下令全军进入战斗状态。日本海军随即派遣军舰16艘，其陆战队在淞沪登陆。日本居留民团总部也同一时间向上海日侨发出全面备战的命令。日本陆海军沿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民奋勇抵抗，史称“八一三事变”。
淞沪会战
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 抢点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时，中国军队占了绝对优势，除2个精锐师外，还有2个装备德国火炮的重炮团，即炮兵第10团（150毫米榴弹炮）和炮兵第14团（150毫米榴弹炮），加上坦克、空军助战，按理应具有压倒性优势。
其时日军在上海的部队仅海军陆战队3000多人，紧急从日本商团中动员退役军人，合计也不过4000人（国民党夸大为1万人以上），重武器也不足，但其依靠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一直无法完成重大突破。
Copy of 战争具体过程虽然中国人民、中国士兵英勇防御，但是仍没能抵住日军的强烈攻势，最终在1937年11月13日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宣布上海沦陷。
在抗战烽火中，为了保存高等医学教育的火种上海，坚持教学和临床工作，沪院的学生读完二年级再安排内迁；大部分师生迁往大后方，先至昆明白龙潭，后又于1940年辗转至重庆歌乐山，直至抗战胜利后，1946年才迁回上海。
Copy of 图片因为在对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的资料很少，本小组对第一次西迁为什么到昆明的原因所知不多，猜测有可能是因为昆明深处中国腹地，具有很大的安全性，不易被日军侵扰所困。
至于上海第一医学院转辗到重庆，其原因是重庆在抗战中作为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战时首都”发挥的重要地位。
重庆陪都时期
国民政府迁都后，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的工业城市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同时，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史学界最新的统计数据为：死亡2.36万人和受伤3.78万人，共6.14万人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确认重庆为“陪都”，且“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同年11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亦迁往重庆，12月1日经国民政府许可，重庆成为其名义上的临时首都。
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
陪都教育界
- 政府教育方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文化教育重心由东向西大转移，客观上改变之前中国教育的地域失衡，基本奠定了当代中国教育格局。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方针和政策，确保了中国教育系统的正常运转，并较为完整的延续了中国文化教育血脉。1938年1月，国民政府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部长，教育部办公处位于巴县青木关（今为沙坪坝区青木关镇）。同年3月陈氏在渝就职时提出了四点战时教育方针：
教育为建国之根本大业，各级各类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付之使命；抗战是长期过程，不容许将人才孤注一掷，而必须持续培养人才；国防的内涵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不是必须培养的基本知识，就是造就各门技能，均各有其充实国力之意义；学生对于国家应尽的义务实为修学，平时如此，战时更宜悉力以赴。
193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中正进一步确定了“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教育是一切事业的基本”的教育方针。
国民政府长期对日占区内迁师生实行“救济贷金”制度。1938年国民政府颁立《公立专科以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对全国公立专科以上学生发予贷金，每人每月8-10元。仅1938年一年，受政府资助的学生和教师共有5万多人。贷金制度是确保内迁学生能够继续求学的必要保障，如李政道、杨振宁等世界知名科学家能顺利地完成西南联大的学业，皆得益于贷金制度。
- 教育机构内迁
战前的中国有高等教育机构108所，相比之下，战前重庆中等以上学校仅32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91所遭到严重破坏。中日占区很多文化教育机构被迫停办，更多的则是向中国腹地迁移，其中大多迁往中国西南的重庆、成都和昆明。战争爆发后，重庆中等以上学校激增至97所[8]，大都集中在沙坪坝、磁器口、九龙坡一带。
先后迁入重庆的高等学校有39所，以下为主要内迁学校列表如下：
上海第一医学院搬迁重庆时正值复旦大学也在重庆复课，这也为两个学校日后的合并打下了基础。
复旦大学西迁
- 肇始吴淞（1905—1911，校址：吴淞）
- 迁址徐汇（1912—1922，校址：徐家汇）
- 奠基江湾（1922—1937，校址：江湾）
- 西迁重庆（1937—1946，校址：江湾/重庆）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到9月20日，返校登记的学生不到30人，复旦大学只好发出校史首份"取消开学"的通知。与此同时，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在江湾的校舍，也遭战火轰炸，只剩断墙、空壳；以后又被日本侵略者强占作兵营，任意拆改、荒废，只有子彬院完整幸存。
于是，复旦大学把之前抢出的重要档案、文件、部分贵重仪器、图书和设备分装成10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离开上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复旦大学分成沪校（留在上海办学的部分）和渝校（西迁重庆办学的部分），李登辉校长毅然拒绝西迁，在上海守护着沪上复旦。李登辉校长宣布复旦沪校实行“三不主义”，即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立即停办。在敌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坚定维护了复旦的声誉。
复旦大学副校长吴南轩，怀着"本校传统的爱国精神，绝不许我们在敌人铁蹄下开学"的信念，和百余师生分头辗转离开上海，走上了一条为复旦找个家的西迁路。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连绵烽火中，复旦举校内迁重庆北碚，建校复课，再续弦歌。
Copy of 其他留在重庆的复旦校友，在"国立复旦大学"的夏坝旧址上，开办了私立相辉学院，包括文法学院和农学院。相辉学院的师生校友里，同样人才辈出。1949年，吴宓离开清华大学，开始在重庆相辉学院教书，把后半生最苦涩的20年留在山城。同一年，一位生在大都市的青年，敲开了相辉农学院的大门。他的名字，广为中国人熟知——袁隆平。
1950年后，相辉学院被撤并，它的骨血汇流在现在的西南大学、西南财大、西南政法这些高校。袁隆平毕业的时候，毕业证书上的校名，也变成了西南农学院（今天西南大学前身之一）。
根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复旦大学投笔从戎的师生共计800多人。据统计，1905—1949年间，从复旦和上医走出的青年学生中，仅登记在册的烈士就有27位，特别是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牺牲的革命烈士，有据可查的就有9位之多。他们牺牲在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场上，牺牲在了对理想信念矢志不渝追求的征途中。
重庆与复旦大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抗战时期，复旦师生怀揣抗日救国的理想，举校西迁，在重庆坚持办学八年，长期以来，重庆与复旦大学在教育科研等领域保持密切合作。这段时期，学校涌现出许多英勇的革命烈士，他们的坚定信念、高尚品格和顽强意志也融入了伟大的“红岩精神”，传承至今。
抗战胜利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东京时间），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隆重举行。日本政府全权代表和大本营全权代表分别在投降书上签字，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和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的全权代表（中国代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将军）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确认，接受日本投降，投降书即刻宣告生效。至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宣告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失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终战诏书
Copy of 播出流程朕深鉴世界大势与帝国现状，欲以非常措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
朕已旨使帝国政府，对米、英、支、苏四国，通告受诺其共同宣言。
抑图帝国臣民康宁，偕万邦共荣之乐者，为皇祖皇宗之遗范，朕之拳拳不措也。曩所以宣战米[注 2]英二国，亦实出于庶几帝国自存与东亚安定；如排他国主权、侵领土者，固非朕志。然交战已阅四岁，朕陆海将兵之勇战、朕百僚有司之励精、朕一亿众庶之奉公，各不拘于尽最善；而战局未必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我。加之敌新使用残虐爆弹，频杀伤无辜；惨害所及，真至不可测。而尚继续交战，则终不仅招来我民族之灭亡，延可破却人类文明。如斯，朕何以保亿兆赤子，谢皇祖皇宗之神灵哉？是朕所以使帝国政府应于共同宣言也。
朕对与帝国共终始协力于东亚解放之诸盟邦，不得不表遗憾之意；致想帝国臣民，死于战阵、殉于职域、毙于非命者，及其遗族，五内为裂。且至于负战伤、蒙灾祸、失家业者之厚生，朕之所深轸念也。惟今后帝国可能受之苦难，固非寻常；尔臣民之衷情，朕善知之。然时运所趋，朕堪所难堪、忍所难忍，欲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兹得护持国体，信倚尔忠良臣民之赤诚，常与尔臣民共在。若夫情之所激、滥滋事端，或如同胞排挤、互乱时局，而为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朕最戒之。宜举国一家，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总力于将来之建设，笃道义，巩志操，誓发扬国体精华，可期不后于世界之进运。尔臣民，其克体朕意矣！
情系国运埋火种 为战医伤院旗扬
上医创校仅10年，却需要遭受搬迁的变故，但师生们乐观坚强的面对这一切。在这段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上医始终坚持为国育人、为战医伤，他们所在的歌乐山成为当时蜚生海内外的集医学教育、医学临床、公共卫生、护理、药学等一体的“大后方医事中心”，各界人士慕名来歌乐山求医，其中，也包括了许多革命领袖。1942年春，周恩来来到歌乐山外科住院手术。1945年，在毛泽东赴重庆参与国共谈判期间，计苏华医生还被派遣作为保健医生贴身陪同。1946年，抗战胜利后，上医迁回了上海。
Copy of 图片第二次西迁——西迁创校
历史背景
19世纪50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内有久经战争渴望发展的广大劳动人民，外有虎视眈眈目露凶光的敌对势力。新中国迫切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经济建设运动来打牢民族复兴的地基。正如习总书记所言：“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
而谈到50年代的中国高校改革，院系调整是绕不过的一座大山，关于此事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恐怕很难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梳理其脉络，所以今天我们就避开这座高山，仅从西迁这个小的切入点展开。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纷繁复杂，分布极为不均，辽阔的西北和东北地区教育资源及其匮乏，尤其是西部地区，坐拥及其丰厚的自然资源，但经济、工业、军事、卫生情况亟待改善。在党中央决定下，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陆续迁往西部，当时的复旦大学作为文理综合性大学被命令留守上海，所以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上海第一医学院西迁的故事。
1955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支持大西南的决定。1955年4月，高教部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提出要将上海第一医学院迁往重庆，朱德、邓小平、周恩来等七位中央领导同意了这个报告。同年四月，上医得到卫生部关于迁院的指示后，立即开展筹建工作，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但我们都知道，医学院校的发展，离不开附属医院的强力支持，这两者谁也无法离开对方。考虑到将上医连根拔起迁往重庆，不仅将会失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展位置，还将失去中山、华山等附属医院的重要支撑，大家对学校的发展心存担忧。在陈同生的建议下，周恩来总理亲自确认把上海第一医学院“全部内迁”改为“抽调部分力量建立重庆医学院（于1985年更名为重庆医科大学）”。
设备支持
经过不到一年的紧张建设，重医校区一期工程竣工；与此同时，上医从基础建设到设备购买、从制度设计到发展规划、从师资汇聚到人才培养、从教学科研到医疗服务都给予慷慨支持。
人员分迁
从1955年4月到1960年7月，上医共调派400余位教师、医师、教辅医技、护理等各类人才参加重医及其附属医院建设，其中不止有20余位功成名就的著名专家教授，还有一大批已经在学界崭露头角的骨干和风华正茂的年轻才俊。他们不仅是重医的创校功臣，也是西部医学教育事业和医疗事业的开拓者。时至今日，仍有数位耄耋之年的西迁人，辛勤耕耘在医疗卫生岗位上。
物资捐赠
除此之外，物质方面，建校初期，重医开展教学科研迫切需要的图书、尸体、教材、切片等物品，都是由上医支援。凡上医有两套的图书资料、教学科研仪器，都支援重医一套。仅1956年7月到12月，上医无偿向重医捐赠了价值11多万元仪器设备，共计1378件（台）。
医院建设
众所周知，医学院医学生的学习实践以及未来的实习都离不开医院的支撑。1956年，上医儿科系成建制整体搬到重庆，成立重医儿科系，并创建附属儿科医院，同年，上医还派去了58名教师、医护人员。1957年，重医附属第一医院借儿科医院场地开始门诊，原上医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外科学专家左景鉴教授担任首任院长1958年7月，附属第一医院建成开业。成为重庆地区科室齐全，设备较好的大型医院，62年8月，重庆市委又将第四人民医院划转重医，更名为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由耳鼻喉科专家吕钟灵担任院长。
上医之所以能如此好的帮助完成重医的建设，源于本身师资强、教育好。1956年，经国家核定，上医有16名一级教授，22名二级教授。作为对比，清华大学拥有9位一级教授，复旦大学拥有7位【颜志渊，颜福庆与上海医学院，复旦学报（医学版），2019,46（06）
医学成就
作为彼时医学院校的排头兵，上海医学院师生为重庆卫生健康事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心血，也同样做出了全国瞩目的成就。从西部地区最早的肺科专科、到国内简易产程图的临床应用；从国内第一本《精神病治疗学》到全国第一个医学检验本科专业。
重庆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逐渐成为了西部地区医疗卫生的高峰，甚至在血吸虫病防治、医学检验、肝病治疗方面成为了全国领先的单位。
两次西迁的比较
第一点是它们都促进了西部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
上医援建重医的影响已经不必多说，我们重点来谈一下第一次西迁。在这次“文化长征”中，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得到了深远且重要的发展。抗战之前，全国仅有北平师范大学一所师范院校，且并未单独开设中学教师课程。这样的现状导致各地中小学教师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青黄不接。而原本基础教育就薄弱的西南地区在战争的摧残下中学教师数量更是急速锐减。当时众多优秀高校的西迁，不仅使得高等教育师资大大增强，基础教育也受益匪浅。得益于国民政府《战时教育实施方案》，许多高校奉命增设师范学院，如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其他高校则帮助建立本地的师范学校，或为本地教师开设培训班。这使得西南地区有了规模相当、体制正规的中学师资，迅速补充了近现代师资队伍。
2.两次全国高校的大规模西迁，都有着惊天动地的时代背景，也孕育出了慷慨激昂，人定胜天的时代精神。
抗日战争前，全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龚自珍有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去其文化。而当战火在神州大地绵延时，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教育的殿堂。1932年128事变后，仅上海市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直接间接损失便达到740万余元；77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于中国教育的摧残更是变本加厉。7月29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天津市4小时，主要目标便是南开大学，军车开进了校园，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汽油烧毁。随后的两个多月，日军更是以“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对61座城市开展了轰炸。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破坏，绝大多数被迫迁往西部惨淡经营。
正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作为中国希望的知识分子并未被时艰所困，反而爆发出了慨当以慷的惊人意志。同济的六次迁移、浙大的四度易址，西南联大3500余里的抗战长征，都是世界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中国笔色。而到达大西南后，面对艰苦的物质条件、恶劣的卫生情况，师生毫无怨言，反而体现出了救亡图存、自强不息精神。一位位名师大家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只能变卖衣物，兼职写信刻图章，即便如此清苦，也要挤出薪酬来接济条件困难的学生。在课堂上没有酒精灯，就用土炉木炭；没有手摇计算机，就用算盘来打；没有课本，就让教师来讲、学生来记。叶圣陶先生告诫学生“此刻的神州大地，依然在开展惊天动地之血战”竺可桢先生教导同学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而同学们被老师所感染，也投入到排除万难，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事业中。师生同心，以冯友兰、朱光潜、竺可桢、钱三强为代表等一批批人才创造了辉煌璀璨的学术成就
多年后，西南联大化学系主任杨石先重访旧址，感慨道：当时的师生都关切着祖国命运、都对明天充满了信心，怀着中兴之至而刻苦读书，才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了那么多优秀人才。
再来让我们看到第二次高校西迁。1955年的新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关键阶段，全国上下众志成城要在崭新的中华大地上洒下人民的汗水，铸就属于新中国的成就。这份决心从上医举全校之力援助重庆，到交大整校迁往西安可见一斑。建国后的重庆卫生事业发展极度欠缺，甚至教学所用尸体都需要师生四处打听弃尸后拉回处理，神经外科、心外科等领域更是一片空白。在这些困难面前，复旦上医人用行动诠释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奋斗的西迁精神，为西北地区的卫生事业发展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光辉历史。
结语
在历史长河中，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建国之后，西迁都是一段闪光的激情岁月；在那群人群体记忆中，西迁都是一段难忘的动人故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轻以待己，重以报国。无论时光荏苒，岁月更替。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永远镌刻在通往西部的崎岖山路上。而今日我和大家再次讲述西迁的故事，并不奢求大家都愿意克服这样的苦难，前往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做一颗渺小而伟大的螺丝钉。只是希望大家了解到，在这个人人开始浮躁，社会尘嚣渐起的年代，依然有着这样一批人，他们愿意放弃个人的利益，扎根一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座的各位大部分都是刚刚升入大一的新生，或许再过两年，你们会变得和许多人（也包括我）一样，看书只看重点，上课只听考点，一切为了绩点，成为现在你们厌恶的模样。但如果在某堂看起来没那么重要的课上，某次并不计入德育评分的活动中。大家能够想起今日的只言片语，想到历史长河遥远却闪耀的点点繁星，发现大学生活中除了精致利己主义的跑道之外，还有一条曲径通幽却无限美好的羊肠小道，那我将为今日的15分钟和组员背后付出的努力感到万分欣慰和荣耀，谢谢大家。